世界上很少有地区像亚洲这样欢迎加密资产。在亚洲，最接受加密资产的群体包括印度、越南和泰国等国的个人和机构投资者。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加密资产与亚洲金融体系的融合程度。
虽然数字化可以帮助支付系统向注重环保的方向转型，也有助于提高金融普惠性，但加密资产可能带来金融稳定风险。
新冠疫情之前，加密资产似乎与金融系统相隔绝。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资产与亚洲股市几乎没有关联，这有助于缓解人们对金融稳定方面的担忧。
然而，当数百万人居家并接受政府援助，加密资产的交易量大幅上升，同时，低利率和宽松的融资环境也推升了加密资产的交易量。全球加密资产的总市值在短短一年半之内大幅增加了20倍，去年12月达到3万亿美元。随后，随着央行加息以遏制通胀，使得人们无法轻易获得低廉借款，在今年6月加密资产的总市值骤跌至不足1万亿美元。
虽然金融部门似乎没有受到这些剧烈波动的影响，但在未来的繁荣-萧条周期中，金融部门可能无法继续免受影响。波动可能通过同时持有加密资产和传统金融资产或负债的个人或机构投资者来传导。加密资产的巨额亏损可能会促使这些投资者重新平衡其投资组合，这可能会引起金融市场波动，甚至导致传统债务违约。
随着亚洲投资者涌入加密资产市场，该地区股市的表现与比特币和以太币等加密资产之间的相关性已有所上升。虽然比特币和亚洲股市之间的回报率和波动相关性在疫情前较低，但自2020年以来，这些相关性均已显著上升。
例如，在疫情期间，比特币和印度股市回报率的相关性增加了10倍，这表明加密资产的风险分散收益有限。波动相关性增加了3倍，表明风险情绪可能会在加密资产和股票市场之间相互溢出。
亚洲加密资产和股票市场互联性上升的关键驱动因素可能在于，股票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对加密资产相关平台和投资工具的接受程度不断提高，或者更普遍而言，亚洲散户和机构投资者对加密资产的接受度不断提高，其中许多人在股票市场和加密资产市场都持有头寸。
使用在我们1月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提出的溢出效应方法，我们还发现，亚洲加密资产和股票市场相关性上升的同时，印度、越南和泰国加密资产和股票波动溢出效应急剧上升。这表明，这两种资产类别之间的相互关联性日益增强，从而使得可能影响金融市场的冲击得以传播。
因此，随着加密资产不断普及，亚洲各国当局对加密资产所带来的风险也越来越敏感。它们将重点放在对加密资产的监管上，包括印度、越南和泰国在内的多个国家正在制定相关监管框架。
数据缺口仍然阻碍着国内和国际监管机构充分了解加密资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情况，以及其与传统金融部门的交叉关系。要解决这些重要的数据缺口还需做出重大努力。
亚洲加密资产的监管框架应根据加密资产在国内的主要用途来量身制定。监管框架应为受监管的金融机构制定明确的指导方针，并设法为散户投资者提供信息和保护。最后，为了完全发挥出效果，加密资产的监管应在各个辖区之间密切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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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da Choueiri自2021年9月1日以来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赴印度代表团团长。在此之前，她曾任IMF赴马来西亚和新加披代表团团长。她在IMF的职业生涯长达23年。在此期间，她曾从事欧洲新兴国家、中东和亚洲的一系列国家的相关工作，并作为顾问在副总裁办公室工作了几年。2014年至2015年期间，她曾离开IMF，担任世界银行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首席经济学家。Choueiri女士出生于黎巴嫩，曾于贝鲁特美国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并在位于美国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Anne-Marie Gulde-Wolf，德国人，现任亚太部副主任。她负责监督该部门在南亚国家（孟加拉国、不丹、印度、马尔代夫、尼泊尔、斯里兰卡）以及几个东亚国家（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的工作和政策优先事项，以及该部门有关金融业问题的相关工作。在2019年加入该部门之前，她曾担任过非洲部副主任，此前还曾担任欧洲部副主任。Gulde女士曾在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圣路易斯大学和德国基尔大学学习经济学、政治学和历史，并拥有瑞士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及发展研究院的国际经济学博士学位。她在国际经济学方面发表过大量文章，重点关注汇率制度、货币局制度、金融稳定和发展问题。
Tara Iyer是IMF货币与资本市场部全球金融稳定分析处的经济学家，为《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撰稿。Tara目前重点研究与共同基金、加密资产和新兴市场货币政策相关的问题。加入IMF之前，Tara在亚洲开发银行工作，是哈佛大学的研究员。Tara拥有杜克大学的经济学学士学位，以及牛津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在之前的职业生涯中，Tara是一名职业网球运动员。
